解嚴後，到底意味著什麼？

【編註】原文收錄於《解／嚴：台灣當代藝術家談戒嚴與解嚴》。新銳文創出版。林志明訪談與策劃，王振愷、林漢慶協訪與整理。出版時間為2024年09月。

節錄自第六章，陳界仁訪談之二（《解／嚴》頁83-86）
※訪談者：林志明（以下簡稱「林」）
※受訪者：陳界仁（以下簡稱「陳」）

陳：回到戒嚴與解嚴後的問題，我想應該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觀點──除了前面說到整個戒嚴時期是從死亡政治轉型到生命政治的過程，以及 1984 年台灣在美國強大的貿易報復壓力下，俞國華已提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外，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忘了新自由主義是如何影響全球政經局勢的歷史──1979 年英國保守黨的柴契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1980 年美國的雷根當選美國總統，兩人與其背後的資本集團，都是新自由主義的信仰者，他們上任後就開始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關於新自由主義的書籍與文章浩如煙海，但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壓制國營事業，推動極端私有制，打通阻礙金融資本能通過金融操作掠奪全球各地財富的障礙，其結果當然就造成世界各地的貧富不均日趨嚴重。但要讓美英的金融資本能穿透世界各國，當然還需要很多配套措施，其中一個關鍵就是把資產階級代議制等同於是「民主」唯一的模式，這時，如何將這一整套邏輯「自然化」、「合法化」就成了關鍵中的關鍵，也就是如何進行生命治理的問題。

如果我們檢視如韓國的民主化運動，會看到所謂的民主化運動，最後卻弔詭的讓韓國成為財團治國與黨爭社會。今天韓國絕大多數的年輕人完全看不到未來，而且韓國是全球自殺率最高的國家，20-30 歲的年輕女性與老年人口，是自殺率最高的兩大族群，這些都有客觀數據可查。台灣相對比較好，但也只是相對，在戒嚴時期的 1950-1960 年代，透過白色恐怖把左派肅清後，台灣就成了勞力密集業與高污染業的世界工廠之一，再到 IT 產業成為台灣的主要經濟支柱時，我們一樣不能忘了：無論是韓國的三星集團還是台灣的台積電，背後最大的股東都是華爾街的金融投資管理公司，換句話說，我們都在為華爾街打工。再到解嚴後，房價高漲，產業外移，黨爭不斷，媒體被資產階級完全壟斷，舊的親美獨裁政權倒了，新的親美資產階級政黨興起，曾經蓬勃的社會運動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成為特定政黨的外圍組織，至於廢除黨禁後，從日殖時期就被禁止的左派思想，在解嚴後幾乎沒有群眾基礎，雖然可以成立左派政黨，但已很難發展起來。更何況從二戰後，美國開始在全球推動「以左制左」的文化冷戰，使得關注政治經濟學的古典馬克思主義，被不談政治經濟學的「文化左派」所取代，這點在西方已有越來越多的解密資料與研究出現。放在台灣，只要看當時像是偏左的某些黨外雜誌，在他們取得政權後，是如何否定自己曾經的主張，就可大約推斷其背後的指導力量是什麼。於是，我們今天就生活在一個生存權、工作權、居住權日趨惶惶的社會，而勞動派遣化與零工經濟不但已是常態，更被「自然化」了，這難道是當初反戒嚴體制要的結果嗎？

尤其在網路社交媒體成為人和人溝通與認識世界的主要管道後，這些社交媒體是幫助我們互相認識與互相對話，還是加劇不同黨派之間更加同溫層化與更敵視異己？對此，我們同樣不能忘了這些社交媒體的背後也是由華爾街金融投資管理公司所掌控，而台灣對這些跨國社交媒體幾乎沒有司法管轄權，更遑論有數位主權。這些掌控社交媒體的背後巨頭，只需要通過演算法，就可以操控我們的感知，他們再也不需要將異議者關押起來，只需要通過演算法將異議者的聲音邊緣化，讓已經嚴重依賴社交媒體的人民接觸不到異議之聲，異議自然也就不再有任何影響力了。甚至，異議者隨時會遭遇各種網暴並被貼上各種「敵人」標籤。跨國社交媒體一方面宣傳去中心化、多元化，另一方面又利用演算法製造各種對立，讓人民與人民之間，無時無刻不處在無休止的「日常內戰」中，這難道不是比過去的剛性獨裁體制更恐怖也更不可見的新極權政體？

此刻，我們已生活在由跨國金融資本、軍工複合體、數位與生物科技巨頭共構的母體內，他們只需要通過網路與社交媒體操控人的感知，進行各種非理性的「情感動員」，就可以將人民不斷的分裂下去，於是所謂的「言論自由」與「民主」，就成了以「愛」之名，進行各種匿名或非匿名的黨同伐異工具，理性的討論與辯論幾乎已成為不可能。

我從不反對技術革命，問題是技術的所有權在「誰」手上？是被跨國金融資本壟斷，還是屬於公共的？1970 年代，智利民選的左派總統阿葉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為避免蘇聯式由上而下的計劃經濟所產生的決策盲點，所以找了控制論之父斯塔福德‧比爾（Stafford Beer）開發賽博協同系統（Cybersyn），嘗試在社會主義的效率與資本主義的靈活性之間，創造一套能平衡兩者的經濟運作系統，也就是政府隨時可以根據全國各地上傳的數據進行宏觀調控，民間的意見也可以時時反饋給決策者進行有機調節。但除了「控制論」這個命名很容易被誤解為是老大哥要監視一切外，在冷戰時期，尤其是被美國視為後院的中南美洲，只要想嘗試進行社會主義的經濟實驗，無論是不是民選政府，都是要被顛覆的。於是智利的皮諾契將軍在美國的支持下，於 1973 年 9 月 11 日發動武裝政變，阿葉德則於當天在總統府抵抗政變時陣亡。這天既是第一次的 911 事件，也是技術公共化實驗的首次挫敗。此後，斯塔福德‧比爾隱居在英國威爾斯，除了營救其智利同僚外，基本上成了一個隱士。

反觀台灣今天討論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時，除了模糊化白色恐怖中左翼受難者的受難原因外，對於美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幾乎都隱而不談。

總之，對我而言，解嚴後不是真民主的到來，而是新自由主義的到來。大部分人則成了「有負擔的疲憊者」。

林：從這個角度看來，其實解嚴要在這個脈絡被了解，對不對？就是解嚴也是經濟發展的脈絡中的一環。

陳：是的，或者說，要從經濟運作模式的轉換，重思解嚴為何發生？